提起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在这轰轰烈烈的内迁幕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实验动物内迁重庆就是其中一段饶有兴趣的往事。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这些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的牲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千里迢迢到达重庆的乳牛         

         1937年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决定全校西迁。除了人员和教学仪器，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有一大批从国外高价进口的用于教学和科研的优良畜禽品种：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这些畜禽无法全部装箱带走，学校只能从它们中间选出一些随图书仪器装船西迁，剩余的畜禽只好留在南京。

       离开南京前夕，罗家伦校长来到畜牧场与工友含泪话别。他再三叮嘱场长王酉亭“这些动物，你们送人也好，卖掉也好，你们自己吃掉也好。只要不留给日本人，怎么样处理都可以。”随后与王酉亭紧紧握手，哽咽着说：“家伦就此告别，各位同仁，为国珍重！”

                           王酉亭

        人不能做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阶下囚”！日军的炮火离南京城越来越近了。本已订好船票随家人一起前往重庆的王酉亭毅然退掉船票，挥泪告别孤苦无助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自己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回到农场。他要和工友们将这批宝贝全部从南京迁到重庆，绝不流失丢弃，更不留下成为日寇的盘中餐。

       1937年12月9日，一支特殊的西迁队伍从位于南京丁家桥的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出发了。王酉亭和工友们先雇船把这些动物运送到江北的浦口，由此踏上西去的征途。

    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绵延近一里路，行进非常缓慢。排在队伍前面的牛马背驮着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紧随随后，队伍每天仅能行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一些时候，王酉亭和工友们甚至不得不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前行。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些娇贵的动物们的伙食问题。在南京时，这些动物都有专人配制饲料，好生伺候。但在逃难的迁徙中，王酉亭和工友们只有想方设法，一方面沿途收割新鲜的饲草，一方面向当地的农家购买饲料、粮食，合理搭配，精心喂养。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随身携带的有限的药物和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夜幕降临，他们总是先将动物安顿好后才席地而睡。大雨倾盆，他们宁可自己衣衫湿透也不肯让这些动物们受委屈。此外，他们还要躲避日军的轰炸，还要时刻提防土匪的抢劫。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酉亭和同伴们风餐露宿，星夜兼程，艰辛备至。

                            动物长征线路   

     这支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先是沿大别山北麓迤逦西行，穿过平汉铁路后再沿桐柏山南麓前进。历经将近一年的时间，行程三千余里，于1938年11月初抵达宜昌。宜昌民生船运公司为中央大学教职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在运输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同意挤出舱位将这支特殊的队伍运至重庆。

   一年间星月，四千里风尘。王酉亭和工友们硬是把这些动物带到了重庆。得到王酉亭到来的消息，罗家伦亲率中央大学的教工和学生夹道欢迎。罗家伦与王酉亭激动地相拥而泣，连连称颂“你们是中央大学的功臣啊！”

                                     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鸡犬不留，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这“鸡犬不留”的荣光，凝结着王酉亭和工友们的心血和汗水。

      罗家伦说"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整。"是的， 中央大学动物四千里西迁的壮举和中央大学师生的内迁一样，足以载入史册。风雨板荡，国破家亡。我们赞美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我们铭记那些浴血奋战的勇士，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忘记无数像王酉亭这样的普普通通但同样气壮山河的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