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汗牛充栋的抗战作品，或聚焦于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行的控诉，或倾心于中国人民浴血抗争的讴歌，但对于敌占区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却鲜有关注。“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挖掘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而可能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卜正民教授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为我们讲述了日军占领下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城市中普通百姓孤苦无奈的生存境况，让宏大的历史场景下一度被忽略的细节得以重现，让历史得以回归人性的真实。

      日本人的野蛮入侵，使得这些城市原有的社会运行机构被破坏，固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整个社会陷入了瘫痪无序的状态。而对日本占领者而言，尽快恢复和建立社会秩序、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则是当务之急，不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占领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同时，这也是日本占领者必须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因为，日本对这些城市的的占领根本不具有任何正当性，而不具备正当性的行为注定是没有出路的。更何况，入侵和占领城市可以用军事手段来完成，而管理和运行城市只能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

                                       臭名昭著的维持会

            日本占领者何尝不深谙此中的道理。于是，在疯狂的军事进攻完成之后，他们便派出非军事性质的“宣抚班”，宣传日本帝国的提携共荣政策，安抚惊弓之鸟的百姓，处心积虑地寻求“合作者”。但很显然，寻求“合作者”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那些主动投靠的当地人虽然最驯服，但其中绝大部分人的品德和能力都令人怀疑。这些人或者是人所不齿的泼皮无赖，或者是见利忘义的投机分子，在注重个体魅力和道德价值的中国，这些满身负能量的“合作者”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那些“地方头面人物”虽然深孚众望，一呼而百人应，但同样是囿于道德的约束，他们对与占领者合作并不热心。另一方面，不管合作者身份如何，他们都必须面对着来自国民政府地下抵抗组织的暗杀威胁。这是所有自愿或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人最忌惮的事情。

                                       甘为帮凶的伪军

         尽管如此，日本占领者寻找中国合作者的计划无疑是成功的。据统计，在8年抗战中，仅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就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共计170余万人。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中国就占了两位。二战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伪军数量大于侵略国入侵军队数量的国家。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与其说是日本占领了中国，倒莫如说是一些鲜廉寡耻、为虎作伥的中国人让同胞惨遭蹂躏更合适。当抗日英雄杨靖宇意识到自己是被自己的同胞出卖时，怒不可遏地痛斥道"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是啊，国土可以失陷，秩序可以沦陷，但道德的高地永远不能沉陷。国土失陷是力不如人，秩序沦陷是无能为力，但道德的沉陷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逭逃的魔咒：你可以逃离，你可以沉默，但你不能助纣为虐！

                                      沦陷区的百姓在日军刺刀下开会

     日军来了，政府走了，强烈的求生欲把这些命如草芥的市井小民逼到了绝望的边缘，他们被迫在道德的困惑与生存的压迫中做出选择。“当一个点头便能置人于死地或使一个女人成为妓女，而一句恰当的话又可能使他们免于灾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经历、多么难于应付的情势啊！”

         抗战胜利后，迁徙后方的人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沦陷区。那些当年被迫滞留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师生被称为“伪中央大学”，他们欲哭无泪。从重庆回来的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方东美极其愤慨怒斥道：“当撤退时，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所以才留下来，在沦陷区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袭来，我们并不悬念我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在后方，不管贵州也好，云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其实我们却很安全。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以后，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一种灾难。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

      多事之秋，生活在底层的市井百姓总是罹受苦难最多的群体。对于他们生命中那段凄风苦雨、家破人亡的惨淡岁月，我们心怀悲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的亲人，是国家和民族苦难的终极承担者！

        史学家罗德里克.科德华曾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历史是一片森林的话，那么除了那些枝桠分明的大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模糊不清的灌木丛，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片完整的历史图景。这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灌木丛”，意味着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武断地来评价危难无助环境下人们行为的动因和行为结果。在沦陷区，这个不确定的“灌木丛”就是树林的心脏，正是这些“灌木丛”见证了占领时期家国的悲欢离合，体验了寄人篱下的酸甜苦辣。因此，每一片“灌木丛”都值得理解和尊重。

     洪水泛滥之时，汹涌的水流肆无忌惮地裹挟着周遭的一切，它们只能在湍急的水留中翻卷挣扎却又无可奈何。而日军占领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不就是这滔滔洪流中的一根根树枝？